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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号称“三不知将军”:钱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其中所谓的钱不知有多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张宗昌一辈子不知道在手里过了多少钱,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其二是说张为人十分的豪爽,花钱如水,从不吝惜。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在谈到张宗昌时说:“在他的裤袋里总是塞满了钱,如果有谁向他求助,他便会抽出一卷钞票捞一把给他的,他用百元钞票布施是跟洛基斐勒用角子布施一样的。”有关张宗昌花钱大方的趣事流传下来的很多,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下面是一些例子,从中可以窥见一二,亦即观一叶而知秋。对于张宗昌来说,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钱是兔孙,花了再赚。日俄战争期间,张宗昌曾追随俄国,拥兵数万与日军作战。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饷三个月,另外每人加发路费七十个卢布。当时,每个士兵每月薪饷为二十五个卢布,三个月薪饷的遣散费为七十五个卢布。张宗昌将款项领到手,三个月薪饷的遣散费如数照发,而路费一事则只字未提,全部扣发。只此一举,张宗昌便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余万,陡然而成巨富。彼时,张宗昌年纪既轻,而禀性又豪放不羁,喜聚不喜散,因之旧日部属、亲朋友好、各色人等均簇拥周围,每日吃喝玩乐,尽情享受。不仅如此,谁有困难,只要开口,无不满足,成百上千元也在所不惜。总之,他重义气,轻钱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在哈尔滨、奉天等地将巨额款项挥霍殆尽。张宗昌自己曾经说过,当时本想衣锦还乡,广置田亩房舍,坐享富家翁生活,无奈每到一处,昔日友好和部属便热忱挽留,只好周旋应酬,谁知糊里糊涂便将钱花光!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拟招募华工五千人,前往西伯利亚开采金矿,矿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沿岸地方。该地临近北极,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愿去此严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国资本家只得在海参崴一带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颇难驾驭。张宗昌在俄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颇有威望,因之,张又首当其选,充任总工头,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嫌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在各地多事逗留。谁料想,刚刚回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好不容易才得脱身。张统领发财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离开海参崴以后,仍然和上次一样,不管是在哈尔滨、长春,还是在奉天、大连,每到一处,旧日友好蜂拥而至,热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当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难开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几个月后,总算回到家乡。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此后,他便闲居在海参崴。1925年1月,张宗昌所部在江苏一带与直系齐燮元军作战。一次,他在无锡视察前线,正当沿铁路线行进时,躺在路旁的一个齐军士兵,突然抬起身来冲张宗昌破口大骂:“张宗昌,我×你妈,我×你奶奶……”张闻言立即走过去,冲这个士兵说:“你骂我干什么,我也是奉长官的命令来打仗的,不是我要打你们的。”这个士兵回答说:“俺受伤了,难受极了,俺骂你,你一生气,给俺一枪,把俺打死,省得受罪了!”张宗昌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立刻好言安慰,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亲自塞到那个伤兵手里,并且让副官叫担架把这伤兵抬到战地医院去治疗,并且一再叮嘱不准任何人搜他腰包,否则严惩不贷。这个士兵万万没想到,此一骂不但没死,反而得到治疗和上百元的奖赏。张宗昌是个大老粗,他也确实大度。1月28日早九时,张宗昌乘专车抵达上海站。上海各界人士到站欢迎,辛亥革命爆发时的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李征五也率子侄二人莅站迎接。张宗昌对老长官李征五执礼甚恭,先行军礼,再脱帽行鞠躬礼,然后快步上前,用双手热烈与李握手,并一再说:“怎敢劳您老大驾光临!”张宗昌进驻上海后,自然少不了与李征五往来,李征五时任缉私统领,他给张介绍了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和一些当时上海的知名人士,并使与之交往。黄、杜等也都想利用张的实力,因此趋炎附势,极尽欢迎之能事。张经常住在黄金荣家,聚赌玩乐,日夜不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黄金荣、杜月笙、李征五等有一天向张献策说:“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目前就已经编成了五六个军,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按照原来编制发给的经费,差额太大,开支远远不足,你应当设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在上海可以想办法帮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部分经费来源。”在得到张的同意后,黄、杜、李等就在黄金荣家里,代替张宗昌发出请帖,邀请大批当时经营毒品的烟贩赴宴。经过研究,双方签定了由张宗昌派军队保护毒品进口,烟商预付酬金300万元的合同,各执一份。以后大烟进入上海港口,即由张宗昌派军保护,负责安全卸运。1925年张宗昌接任山东军务督办后,过了几天,对省长问题有点发愁。原来,龚积柄由于不是张的嫡系,自然不能占着省长的宝座。本来,对手握大权的张督办来说,免了就算了,但因为龚积柄在张主鲁后尽心尽力,这让张无话可说,一句话就免了确实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张宗昌让人把参谋长王翰呜叫来,问他有何高见?张说:“替龚想个名义。”接着又说:“山东有黄河,给他个黄河督办。你去征求龚的意见,看他怎么说?”王翰鸣临走时,张又把他追回,说:“不能就这样去。”于是提笔写了一个条子,给龚5万元。王翰鸣去见龚,龚说:“参谋长给我帮帮忙,我不敢贸然辞职。如果要我辞职,我就辞。”王拿出张宗昌批的条子给龚,龚说:“给我这么多钱,实在不敢当。”谦让一阵也就收下了。张宗昌为人仗义,讲江湖义气,对待别人,不以地位高低来论。对待落难的老相识,哪怕数年、数十年不见,也是一样。即墨县的耿殿林早年与张宗昌有过交往,而且关系还很不错,二人兄弟相称。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后,耿殿林几次想到济南找上门去,但因地位悬殊,又是几十年不见面,所以终于还是没有冒昧前去。恰在此时,张宗昌倡导敬老,因与张的渊源关系,耿殿林也得以作为即墨代表前往济南,参加敬老大会。会上,张宗昌态度和蔼,向每个老者握手问安,等走到耿殿林的身边时,眉头一皱,忽然纵声朗笑,说:“你不是耿二哥吗?真是幸会,一别就是20年了。”耿殿林自惭形秽,低声答道:“大帅记性太好,还认识我。”张宗昌又朗朗大笑说:“老弟兄见面,怎的不认识?二哥以后还是叫我宗昌嘛!不要大帅长,大帅短的,听了怪刺耳的。”张接着又说:“今天人太多,请二哥明天单独来吃早饭,我们好好谈一谈,你住在哪里?届时我派车去接你。”第二天上午8点,耿殿林如约到了督署,见早有人在门外相候,进门未走几步,就见张宗昌亲自出迎,一同进入客厅。张宗昌说:“今天是特请二哥来叙旧,并无别人作陪,免得不方便。”耿见张富贵不相忘,也就放大胆子,不再拘束。于是两人各述别后遭遇,尽吐欲言,及张问及耿的现状,耿亦据实相告。原来,耿殿林现在是县衙里的一名捕役,生活困顿。张听罢长叹一声,言道:“想不到二哥竞落到这般光景,现在是咱们弟兄作主了,二哥愿干些什么事,只要你说一声,我一定照办,就请说罢。”张宗昌略一思索便说:“二哥既不愿做事,就带点钱回去,快快活活的过几年吧。”即命人取来3000块银元,说:“二哥先带这点钱,在济南痛快地玩上几天,随后我就给即墨县长去电报,命他给你拨两万块钱,你回去买几十亩好地,以便养老,如有不足,可随时给我来信,我会照拨的。”耿殿林闻言欢天喜地,感激不尽。两人饭后又谈了些闲话,才依依惜别。张宗昌对于自己身边的属下,如是文人,则非常客气,对于武职部属则动不动就翻脸。不过,总体上张宗昌从内心里多把下属视为子弟,爱护有加,尤其是那些善窥其意的官员,就更为得宠。有些部属在钱的问题上有所隐瞒,张宗昌对此多予以谅解。一日,有一群杂牌队伍前来投效,为了安顿他们,先拨给筹办费一万块大洋,该领队头目突发奇想,居然在“一”字上加了一竖,而变成了“十”万块大洋,到军需处领钱时,被发觉有异,即向张宗昌核实,张竟点头称是,隐瞒过去,终以10万元付之。后来,张宗昌召见此领队头目时,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啊,你幸亏添上一竖,倘若添上两竖,不就成了二十万吗?军需处可能还无法应付呢。钱吗,咱们以后有的是,但你老弟可得好好干哪!”张宗昌身边有一个副官,姓祁,他追随张多年,一向忠心不二、任劳任怨,颇为张所器重。有一段时间,张宗昌见祁副官闷闷不乐,心知有异,便主动询问。经过了解,才知道祁副官正在热恋一个妓女,老鸨非3千大洋不肯放手,祁副官急得团团转,遂忧闷在心。张宗昌一听说是为了3千元钱发愁,觉得十分好笑,于是把祁副官找来说:“你要娶那婊子,3千元不成问题,可是,那娘们愿不愿意跟你,非得由我亲自问明不可,你若是仗势欺人,俺可不干!而且这个女人究竟上不上得了台面,俺也要亲眼看看,否则,你将来混大了,她怎么配得上你呢?”祁副官把姑娘带到张宗昌面前,张看她头是头、脚是脚,举止态度也颇有分寸,配祁副官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于是,张宗昌点头应允了这门婚事。不仅给了3千元赎身费,另外,一应结婚开销均答应下来,就像替儿子讨媳妇一样包办了。对待下属,张宗昌确实不错。他每到部队巡视,看到表现出众的部属,或遇到生病和有困难的士兵,除了慰勉以外,必定手往口袋里一掏,不管掏出来多少钱,向来不数数目,部属全凭运气,有的获赏丰厚,有的所得无几,有的也碰上张的空口袋,一文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形下,张常常十分歉意地说:“坏了,口袋空了,真是对不住你,下次吧。”薛大可也就是薛子奇,办了一份《黄报》,在文化界颇有一点名气。他与张宗昌是好朋友,二人在赌博上一样的豪爽:宁可裤带输光,誓不带一文回家。由于办报的经费出现危机,薛大可跑到济南找张宗昌,筹集款项。张问要多少?薛说:“三万五万不为少,十万八万不为多。”张宗昌闻听此言,笑了,他说:“子奇,你赌钱时的豪迈劲哪去了?办起正经事来怎么如此小家子气?十万八万够干什么?”说罢进入内室,一会儿拿出来一大卷公债券,总数达30万。公债券在当时非常吃香,可以立即变成现金,虽略有折扣,为数亦非常可观。张宗昌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看京戏。他一向挥金如土,对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报。不仅如此,而且敬如上宾,礼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会时,除赠酬金外,还赠送烟土,五十两一包,根据角色等级不同,数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十五包,以次有十二包、十包、八包,等等。这些名伶是很义气的。张宗昌下台以后,特别是闲居在北京时,无钱又无势,还要唱堂会。这些名角依然如故,召之即来,不仅如此,往往还随便派戏,从未同台演出的,一经提出,就能合作演出,余叔岩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打渔杀家》,便是突出的例子。张宗昌的参谋官李藻麟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因为那时唱堂会,李经常担任安排剧目的任务,有时考虑不周,他们还主动想方设法出主意,为李补台。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携年轻演员李万春,就派了一出戏,由余叔岩与李万春合演《八大锤》,事前也忽略了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便脱口而出。由于辈份与水平的差异,余叔岩面有难色,杨小楼在一旁立即看出问题,便主动向李提出:“还是由我和叔岩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恍然大悟,向余表示歉意,是自己考虑不周。这些堪称泰斗的演员能如此屈己从人,实属难能可贵,若不是看在张宗昌的份上,万难办到。余叔岩就曾对李藻麟说过:“当初,人家(指张宗昌)有钱时,我们花过人家的。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了,就不侍候了!”余也曾当面对张宗昌说过:“您什么时候想听,您自管说话,我随叫随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余叔岩每次堂会演出,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连场面也由他自理。梅兰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脑门钱八十元,用以支付琴师、鼓师等伴奏人员的费用。张宗昌在位时举办堂会,为每位名演员确定演出酬金数额,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每位演员的评价及其在梨园界的声望和地位等诸多方面。处理得当,皆大欢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意见。因此,他请余叔岩全权处理,由余提出名单,规定酬金数额,令有关人员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万元。对认识的人是这样,不认识的人,张宗昌有时候也大发慈悲,予以援手。一次外出途中,张宗昌遇到一妇人跪在道旁,披头散头,携儿带女,痛哭流涕地叙说道:“我的丈夫曾在大帅手下做营长,不幸于徐州拒敌时阵亡,遗下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快救救我们吧!”张宗昌下车好言抚慰,立即命随从发给她2000块大洋。事后,有人向张建议说:“大帅统兵太多,以后此类事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是否属实,这样可以避免冒充欺骗之事发生。”张不以为然,说:“人如果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谁肯做出这种出丑丢脸的事来。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想必是迫不得已,怎好忍心疑之查之,再说往还调查,要费多少时日,等到签呈批示以后,恐怕他们全家早就饿扁了。假如你的太太也愿意来这么一手,我也照给不误,你干不干?”来人竟一时无话可说。又有一次,张宗昌去东四隆福寺逛庙会。当他走出庙门时,一群洋车夫蜂拥上来揽座:“您上哪儿,我拉您去。”张宗昌漫不经心,顺口搭讪:“铁狮子胡同。”正说话间,他乘坐的汽车开过来了。洋车夫一看,原来是自己有汽车,其中有一个车夫开口便说:“您自己有汽车,还雇洋车,这不是拿我们穷人打哈哈吗!”意思是说拿穷人开心取笑。张宗昌一听就笑了,随声反问这个车夫:“谁拿你开玩笑,你拉不拉呀?”其他洋车夫一看,虽然不知道是张宗昌,但是准知道是一位阔佬,既然坐车,肯定不会少给钱,于是丢下自己的车,都跑过来帮着拉这辆车,拉的拉,推的推,前后有五六个洋车夫簇拥着这辆车飞跑起来,穿街边巷,不一会儿来到了铁狮子胡同。张宗昌下了车,一边掏钱,一边向车夫们说:“现在就看你们的运气了,我这一把掏出来,有多少就算多少!”话音刚落,一叠钞票就像雪片一样撒了一地。车夫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去。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号称钱不知有多少的张宗昌将军,竟也有缺钱的时候。张宗昌在1928年蒋介石国民军第二次北伐兵败后开始走下坡路。他先到大连,接着东渡日本,觅居于别府,度其流亡的寓公生活。在启程之前,先由日本人张宗援(张宗昌的把兄弟、顾问)邀同张宗昌的前承启处处长刘怀周、前经济负责人姜寰等先去日本,为其安排住所。他们在日本别府租到一座大洋楼,也就是一座叫“昭和园”的别墅,那里设备齐全,房租每月两千多日元。一切布置完善后,刘怀周即返大连,向张报告在日情况,并说日本军政要人均表欢迎。张于是便决心东渡,并选定徐晓楼、姜寰、刘怀周、程伯容和家庭教师名翰林兰云屏,带领三个小老婆、两个儿子,以及一些勤务厨师,一同前往日本。行前,驻大连日本官方人士又设宴为张等送行,码头上还布置警戒予以“保护”。1929年秋,张宗昌到达日本别府。张宗昌的为人是喜聚不喜散,总是喜欢朋友和部下追随在自己周围。在台上时如此,在台下时也仍然如此。他对朋友和部下一向挥金如土,从不吝惜。当时就有很多人追随他去日本,后来又有许多人去日本看望他。这些人在日本的一切吃住费用,概由张负责支付,虽然开支庞大,也在所不计。因此,他在日本虽然仅仅住了一年,而生活费据说竟然花了近百万元。当时张宗昌本人手里积蓄寥寥无几,其花费来源除由徐晓楼回国往返筹款外,绝大部分仰仗老朋友和老部下解囊相助,张作相、陈调元、徐源泉、孙殿英等均曾给予大量资助。为了应付庞大的生活开支,以解脱困窘,张宗昌还亲自向人要钱。他曾急电老部下许琨求助,但由于许的钱都控制在他的老太太手里,要起来很费事,只得勉强汇给张三万元应急。张宗昌曾对人说:“许琨的这三万元,是我平生花钱最珍贵的一件难忘的事。”张宗昌的军需总监祝仞千到别府探望时,张除留下由祝带去的一部分款子外,还当面要祝回国筹措款项,命祝找他的前山东省银行总理蒋邦彦为其筹款若干,但蒋一直未予理睬。这一时期,张宗昌还不断与逊帝溥仪联系。事实上,当时双方都在利用对方,溥仪想利用张宗昌的兵,而张也想向溥仪要些钱以充军用及生活费用。1928年张宗昌落败和后来他到日本,其与溥仪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们谈论的问题仍是溥仪鼓励张复辟,张向溥仪要钱。在他们之间穿梭联络的主要是后在伪满时做溥仪侍从武官的金卓、后任伪满外交大臣的谢介石、德州知县王继兴、津浦路局长朱曜、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及安福系政客费毓楷等人。其实,张宗昌的性格特征就是重义轻利。君子取于义,小人取于利,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义利观。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宗昌的生活格调多么的高,事实上他是依靠其军事势力积聚了大量的钱财。这里是说张在用钱上毫不吝啬,极其大度,老妈子抱孩子——别人的,用这句话来形容他是很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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